12月18日至12月20日，由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深圳市云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第五次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近百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国学爱好者，从国学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路径等多个议题出发，畅所欲言，展开交流，对于进一步推动国学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启益。

国学要在全社会弘扬传承

开幕式上，今年6月正式荣休的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达文致辞表示，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从一方“文化沙漠”成长为一方“文化绿洲”。他期冀深圳在迅速发展高科技的同时，也加快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夯实学术根基，丰沃学术土壤，努力取得与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学术地位。

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景海峰致辞介绍，“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高峰论坛跟其他一些学术会议略有不同，“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的命名彰显了论坛具有当代感意识，以及对整个深圳文化建设具有使命担当。在景海峰看来，国学不仅要在大学里面传承，还要在社会上弘扬。他举例说，今年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携手深圳图书馆、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举办的“人文讲坛•儒家/道家文化研习社”，就是一种影响很好的国学传承普及活动。学员国学学习热情高涨，研习班氛围热烈，学习效果明显，令人备感欣慰和振奋。类似此类国学传承普及活动，有助于为当下市民需要迫切思考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亦对整个社会能够有一种扩展性的影响。“作为一个以金融科技为主的新型城市，虽然深圳以传统高校学科专业为基底的学术积累比较薄弱，但这种城市在新型市民文化的创造性方面却往往有很好的体现和发展。”景海峰表示，他乐见未来深圳出现越来越多能够将学者专业研究与城市特点相结合的文化工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陈永力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策划并参与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系列讲座，在深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应仅是书斋中的学问，也不应只是某些人的“奢侈品”，它应该走向大众，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的境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面对当今世界之大变局，相信文化将发挥重要影响。

据论坛召集人之一、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介绍，“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取得了诸多共识与新解，于思想传播、文化普及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以往四届相比，此次论坛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报名，最终有近百位代表与会，可见‘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高峰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学界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人文讲坛•儒家/道家文化研习社’的12位学员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他们都是分布于深圳各个行业领域的有志于学的国学爱好者，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李大华表示，本次论坛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探讨国学的当代承传，以及国学于现代公民的文化素养、文明程度、职业伦理培植的作用与意义。“我们一边是在切磋学术，一边实际上也在担当着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传递文化价值，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国学应当助力当代社会建设

如何看待国学的传承与当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对当代社会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交流成为本次论坛的焦点。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兴国的发言题目是《孝道、家风、君子文化的自我转型与重建》，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今天重新提倡与建立一种新的君子文化，那就不可能离开儒家的孝道这一根基。换言之，我们要重建儒家的君子文化，就必须从继承与重建儒家的孝道或孝道文化入手。然而，无论是孝道或君子文化的形成均与家教家风有莫大的关系。那么，重建君子文化就必须植根于孝道与家风的关系之中。唯有处理好孝道与家风的关系，才可能为重建现代意义上的君子文化奠定必要的准备和基础。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华的发言题目是《儒家的立人思想与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他指出，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立人思想。这些思想往往被群体本位的伦理学——儒家思想的另一向度——所遮蔽着，因而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敞开、阐释、弘扬。这个层面的工作有助于完成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创造性转折，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张效民阐述“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职业伦理”，他表示，中华优秀文化、伦理文化为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从事业上说，还是从职业上讲，人都必须遵循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职业伦理，必须确立正确的义利观，这个是根本。只有人人遵循职业伦理，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有序，我们的企业才能做大做强，我们个人才能有更大的贡献和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海燕从世界文明起源的比较立场，论儒家现世性格的发生。孙海燕介绍，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所发明的“仁道”， 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一种以天道与人心为基本信仰的精神人文主义。此后伴随着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现世性格也在民族精神的深处扎下根来。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立新讲述“韦政通与王道的传世情谊”。在韦政通与王道各自的人生旅途中，虽然只有一次短暂的相见，但他们之间隔海相知、相惜、相助、相勉。这在王立新看来，他们的交往真正体现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以文会友”的传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邢益海以“以学术证成人格，以人格提升学术”为题，阐述冯达文的学思与职业精神。邢益海认为，冯达文对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洞见，给我们的启迪或许可归结为：对天地宇宙保持一份敬畏与感恩，对他人与社群保留一份关爱，对个人的名利得失持有一种平常心。国学爱好者赵洪春由深图“人文讲坛•儒家/道家文化研习社”谈起，他认为，在深圳承传国学，不妨从解决深圳市民的关切起步，以观国学之效验。

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深圳之窗总编辑姜维勇强调，活学活用才是国学的发展方向。学习国学，关键是要体会其贯穿于其中的精神，结合自己的感悟，明晰自己对生命和客观世界的多种多样的理解，并且能够运用。最终，修身齐家，臻于至善。他以学习《孙子兵法》举例，阐述了学国学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椰介绍“潮州理学与宗族祠堂建设”。他以薛侃、周光镐两位先贤为个案来展示当时士大夫在乡里宗族建设上的实践、成效及影响，梳理背后之思想观念及其对今日农村基层之文化建设有所启示。陈椰认为，先儒先民所致力构建的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生活，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周遭世界的可能。在宋明理学所倡导的“万物一体”观念图景中，人与族群、他人、万物、天地同气相连，休戚与共，人与人之间不是一座座孤岛，而是环环相扣的存在链条，彼此依靠稳定的秩序感与价值信念互相联结。实际上，“万物一体”“同根一气”那普遍超越意识、强调孝悌爱敬的伦理观并不必然导致裙带主义、宗法主义，相反，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更有利于超越威权、专制带来的局限。故此，他呼吁“以家礼、祭祀构建生活仪式感与神圣性，用祠堂保存的历史文化记忆，去治愈时代急遽的集体遗忘，留住乡愁，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房尚文的发言题目是《消费社会的生态困境及求解》。房尚文表示，马克思主义从生态批判揭示了消费社会难以调和的矛盾，为抨击和瓦解消费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丽敏谈论“中国传统义利观与西方理性精神中的天职观的遭遇与反思”，兼论家国同构论中的社会力量的缺位与补位。在她看来，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社会只是担当一个娱乐聚集的场所，这个场所的经济职能在现代的发挥可以让更多的行业之人找到他们的伦理归属，而不一定需要知天命喟然叹焉的地步。这是我们回顾传统，正视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应该需要重视的部分；同样，在伦理建设方面，我们教给下一代的责任感也应该从国家大义的宏观层面逐步细化到社会分工的归属以求个人安身立命、回馈家庭的中观微观层面上来。这样的责任感会更细致，更接地气，社会能量也会越来越充实。

对经典及相关论题作出新诠释

与会学者也对一些经典的重要论题作出了新的诠释，或就经典诠释的相关理论作出了探索。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景海峰的发言题目是《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他指出，经学以历史文献的传承和古典知识的探求以及人文思想的发挥为其主要内容，这和圣经释义学所涉及的领域是最为接近的，在学问的形式上也最容易引发联想。惟有不同的是有关经典的性质，这种差异影响到了解释经典的具体方式及其历史进程，由此发展出来的经典解释学面貌也是大不相同的。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我们的比较，因为它们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为古典知识的身份是十分接近的。对之进行比较，不但有着类似的境遇、问题和情感寄寓，而且可能有他山之石的特殊功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胜作了“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论——兼论《节庵方公墓表》问世的一段因缘”的发言。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士（后）徐翔围绕主题“规矩”，介绍“法”的传统讲述。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邱楚媛以“心术与政道”为题，展开“清华简《心是谓中》的心术论探析”。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李曈介绍了宋代禅史书写中的“夜晚”与“教外别传”。他指出，宋代禅宗史传对慧能传说的改写，以及在僧人传记中对“夜晚”的修辞性运用，是在借此增加故事的神秘性，以表现“教外别传”的特点，也正是利用历史创作来塑造禅宗形象、改善禅宗生存境遇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安鹏以《论语》首章的两则注解为例，讨论“制法抑或觉性”，在他看来，制法与觉性虽为两种诠释典范，但却有共同的基础：《论语》作为圣书。今日“经典”化的《论语》既不能接续制法传统，也难以绍述觉性的进路，而难免沦为市面庸俗读物之一种。

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黎业明的发言题目是《王阳明<传习录>考证一则——王艮有参与“乡愿狂狷”问题的讨论吗？》。他提出，《传习录》此条语录以及《阳明先生年谱》之相关记载，当中“王汝止”或“王艮”之名，恐系钱德洪所误加。（钱德洪不是一个可信赖的阳明文献整理者。）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亮阐述“阳明心学《论语》诠释中的立志工夫论”。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雷静的发言题目则是《王阳明诗与寂感问题——兼论工夫教学作为日用之道》。她以王阳明诗歌为中心，诠释阳明如何以月喻寂感一体，以登山喻工夫，以山喻感应境界。由此进入寂感问题的脉络，考察王阳明给出的解答。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王顺然分析“从忧患意识、体知（Embodied Knowing）到动力之知（Knowing to）：良知的知识转向与道德动力困境”。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云龙的发言题目是《“死生之道”与三教之判——王阳明由龙场悟道而归本儒学之密钥》。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邓名瑛介绍，《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以作为天道的“诚”为其形上基础，阐明了道德工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自诚明”和“自明诚”两条相反相成的工夫路径，提出了立志向道、循序渐进、安身求道、注重内容和实质的道德工夫原则以及学、问、思、辩、行的具体方法。这种道德工夫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为此，他从“敬畏”与“慎独”两方面对之着重进行了分析。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杨柳辨析“杞柳之喻与人性能力”。杨柳指出，“杞柳之喻”的重要意义，不仅在编叙次第上，具有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更在义理博弈中，构成告、孟分歧的的玄纲要目。倘若领会孟子所谓的“性善”，虽是我固有之，却非生而完具，那么“如何制成”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此乃杞柳之喻的机括所在，亦系性善思想的根本旨趣。深圳大学哲学系讲师姜明泽的发言题目是《论儒学的可理解度》，他围绕认同性理解，论述儒学理解的性质与条件，指出其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实习员沈锐的发言主题是“‘五四’批孝与现代新儒家对批孝的再反思”，他指出“孝”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通过“孝”将个人修养向外延伸，以“亲亲”将个人生命、家庭、国家、天下联系，更在通达天道、实现超越中，构建了一套完整复杂的传统意义系统。但在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进程中，“孝”的现代化转变却变得异常艰难，国人对“孝”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五四”反传统的浪潮中，“孝”被推上了前台，不仅被彻底祛除了神圣性和价值性，更被看做专制伦理奴化人格的罪魁祸首，成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最大障碍。“孝”的衰落可谓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塌的缩影，重新反省“五四”、重新审视传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都需要重新考察“孝”问题。而现代新儒家对“五四”“反孝”的再反思恰恰为我们思考提供了参考范本。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晨分析“教化维度下孔子的情感哲学——基于诗、礼、乐的人格塑造”。陈晨表示，诗、礼、乐三者对于人的道德情感的塑造分别有着彼此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功用，但三者的本质都是立根于“仁”这一道德源泉。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福建的发言题目是《礼义教化需要神圣权威——重新理解荀子<性恶>对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辩驳》。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刘体胜作了“陈士元经学思想初探”。深圳大学哲学系讲师冯骏豪则作了“劳思光与港台新儒家对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理论比较”，他认为，比对双方对于古代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解释以及现代中国如何发展出科学的理论，则可以发现劳思光走出了五四学者与港台新儒家的问题意识，从世界哲学的角度，思考现代文化与中国的问题。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王涵青围绕“中国哲学的适用性问题”，评杜保瑞《中国哲学的会通与运用》。深圳大学国学院讲师李辰的发言题目是《读何书？如何读？为何用？——朱次琦读书五学论析》。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员Vytis Silius（卫特思）围绕“THE OVERCOMING ONESELF (keji克己)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END OF PERSONALITY OR ITS FOUNDATION?”（《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公民品德基础的解释》）作了发言。Vytis Silius（卫特思）建议从审美角度去看“克己复礼为仁”说。他认为，“己”和“仁”作为两种人的概念，两种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且注重“礼”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它的规范性。在“克己”的审美解释中，有三个主要优点：它表现为自我扩张，而不是自我否定、自我限制、自我约束；社会及其习俗被视为创造“仁者”的背景和自我扩展的手段；它不与合理性相矛盾，但是也不依赖于理性（reasonable but not rational）。保持公民品德的动机是其审美吸引力和创造力。我们需要对道德与道德行为的审美价值有所承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马永康的发言题目则是《显微镜、望远镜与康有为的悟道》，马永康指出，对近代科学实测的把握以及由器入道的观念，使康有为得以藉由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而悟道。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康有为看作是近代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先声。

深圳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邵铁峰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为视角，论述“晚明天主教与功过格”。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巍围绕“《公孙龙子》：中国哲学的一个样本”展开阐述。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袁青分析“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与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小阳的发言题目则是《对“恕道”的继承与改造：论戴震的“以情絜情”说》。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张蕾蕾论弘一法师的修身，认为其“遗世而独立”的风韵，是由其终生不懈的修身所塑成的，他出家后的持律更是与修身融为一体，进入一新的境界。张蕾蕾强调，弘一法师的持律苦修，乃为“明畅佛法、浅挽世风”，他注重将修身与持戒落在实处，心口如一、言行如一，珍重自己的人格与品行，将“器识”与为僧的本分放在首位，对于我们今天的道风建设与个人修养，皆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对儒道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予以探究

围绕庄子及相关论题的探讨也是本次会议的另一特点。深圳大学哲学系讲师臧勇“从积极与消极自由看庄子的自由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映灵阐述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与价值启示，她认为，庄子哲学体现了一种激烈反抗现实、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庄子哲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价值就在于，它给我们开辟了另一种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与人生走向，另一种生命格调与生活样式，从而拓宽了我们生活的宽度，提高了我们人生的境界。北京大学哲学系、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赖区平对《庄子·齐物论》中的四层“知”与“物”予以探讨。在他看来，从对“物”的姿态或生活方式的角度看，《齐物论》所说的四层知与古典的皇帝王霸说有一种隐秘的思想对应。这或可为理解庄子的知论、物论，增添历史的和文明的厚度感。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宋德刚的发言题目是“生死之旅——从四个故事看《庄子》的生死观”，他介绍，《庄子》的鼓盆而歌、骷髅见梦、隐士自杀、混沌开窍等故事都涉及到生死观，但却各有面向。无论是对生还是对死，《庄子》都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宏阔的世界中重新审视生命。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哲学与国学研究中心讲师王志俊以王船山《庄子解》为诠释中心，阐述“从小大之辨到逍遥之游”。她表示，经过王船山的创造性诠释，逍遥不再是超然世外悠游自得的精神境界，而是真切落实于大化流行的生活世界的生命体验。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任新民以公羊家的诠释为考察重点，对《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释义。

此外，其他与会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切入，对儒道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予以探究。譬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邓联合说“箕踞”，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箕踞作为一种身体状态，颇受主流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贬视、厌弃。通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多维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不仅隐涵着人兽之别、夷夏之辨、殷周之异等思想史问题，而且还纠结着礼与非礼、儒家与庄学的价值精神取向的对立和冲突。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高华平的发言题目是《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他表示，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固本书院创始人、山长畅钟作了“墨学三论”，在他看来，墨子之科学思想有着超越于时代之体现，其科学理论之创立涵盖诸学科，并有其诸多公理或定理之提出。同时，又有着高超之技术工程之水平。就其科学来源，当有二端，一乃天道之感悟，二乃刻苦之实践。其科学技术之应用则非以个人利益为上，当服务于其政治理念为主要目的者也。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燕强的发言题目则是《道器之间——<汉书·艺文志>的知识谱系及其经子关系论》。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教授易江作了“东西方文化与行为比较”。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谢群洋论泰州学派的狂者气象，他认为从人格心态上讲，泰州学派的突出特征是“赤手搏龙蛇”的狂者精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强介绍了“文中子研究的三个时代”，并提出未来的文中子研究需要高度重视续经思想，如此才能阐释清楚文中子思想的冲击力和产生巨大持久的争论的主要原因。